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2016年被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是本轮不良资产处置爆发的元年。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三季度，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超1.49万亿元，不良率达1.76%，不良“双升”趋势延续。此外，很多银行的不良贷款净生成率仍维持在高位。

　　在区域分布上，江浙地区不良形势有所延缓，东北省份态势严峻。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浙江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900.70亿元，不良率为2.39%;吉林的不良贷款余额为568.48亿元，不良率为3.53%。

　　为“消化”不良，今年以来，相关部门连发三道“金牌”：允许银行试点不良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以及市场化债转股，并且这些试点很快都得到了落地。

　　与此同时，一些嗅觉敏锐的民资开始纷纷抢滩不良处置领域。

　　企业只是资金链出了问题，但其受压资产、问题资产等，并没有出现问题，且有一定的投资机会，“这是特殊的资产，要用特殊的方法去对待”。

　　同时，不良债券市场在经历了1999年~2008年的十年政策期及2009年~2013年的五年空白期之后，从2014年开始，预计到2023年，行业将迎来十年机遇期。这个机遇基于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整合。

　　此外，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与前两轮不良资产处置不同，本轮不良资产处置已经进入了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阶段。

　　社会化解决手段兴起

　　据了解，目前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主要有三类机构，分别为国有四大AMC、地方AMC、以及民营资管(指非持牌AMC，亦称为民间AMC、社会AMC)。

　　此前，银监会发布《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放宽了地方AMC的相关限制，允许每省最多可设立两家地方AMC，并松绑地方AMC对外转让不良资产。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银监会已经批准了合计31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但当前不良资产市场之大，仅靠这些机构远不能解决。以浙江省为例，四大AMC已成为浙江收购和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要机构，但其在浙江批量收购的不良资产仅为该省银行业处置的全部不良资产的40%左右。

　　对此，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李传全表示，不良资产与经济发展呈现高度逆相关，具有高度的周期性;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NPL(Non-performing Loan，指不良债权，银行放款债权)呈现不同同步性特征;各国政府都会创造手段进行干预，通过AMC手段进行NPL化解，社会化手段是解决NPL的重要路径。

　　而某民间AMC人士则表示，国有四大AMC实力雄厚，全国经营，但市场化程度不高;地方AMC实力虽不如四大AMC，但当地资源丰富、根基深厚，且受到当地政府支持，不过只能在所属区域内经营;非持牌AMC经营不受地域限制、专业化程度高、募资渠道多元、退出方法多样，资本运作能力强。